“华佗是祖国医学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华佗医学更是安徽‘南新安、北华佗’学术发展战略的两大支点之一。如果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和对话的桥梁，开展相关研究，通过学术上的交流与碰撞，以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并产生创新性的成果，从而为当代中医学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就是历史赋予我们安徽中医人的使命和责任。”近日，安徽中医药大学编审、医史文献专业硕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新安医学分中心研究员黄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黄辉在发表演讲。
黄辉表示，作为华佗的故里亳州，从明清时期开始就已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药都之一，毫无疑问，华佗医学对亳州中药产业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华佗故里，药材之乡”，新安医学发源地，安徽的中医药文化积淀十分深厚。“面对这份丰厚的中医药科技文化遗产，我们更应当努力继承华佗博学、求实、创新的精神，创新和发展南新安、北华佗两大中医学术流派，为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为安徽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开创一番无愧于祖先、无愧于时代的崭新局面。”黄辉表示。
华佗遗方 杏林之光
华佗一生游历各方，研求技艺，从民间搜集学习各种单方验方、治术手法，其治病手法恒多，针石、药物、手术、急救、自养、锻炼等，或单行或综合，病情到哪一步就随时采用哪一种方法，方简力宏，术精效捷，其疗法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元明之际医家吕复《诸医论》说：“华元化医如庖丁解牛，挥刃而肯綮无疑，其造诣自当有神，虽欲师之而不可得。其精湛的医技实乃熟中生巧、巧中益精、胸中有数是也。深入研究和挖掘华佗医学，复活湮没于历史之中的神奇的华佗医术，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黄辉说。
“华佗五禽戏流传千载而不衰，民众自发地习练健身，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我国人民的保健强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莫大矣。”黄辉说，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2011年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诸如生活节奏加快所带来的对“时间观念”的重视，电脑普及所带来的视力疲劳、颈椎病等新变化。我们应该顺应时代要求和变化，发扬华佗求实创新精神，重点开展五禽戏术式的创新研究，要针对脑力办公、体力劳作等不同人群的需要，因势利导地推出标准式、简式、繁式等多种术式的版本，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健身需求，充分发挥出华佗医术的医疗保健作用和社会文化功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传统的养生保健项目完全可能纳入到全民的社会福利待遇中去，相信到那时华佗的养生之术更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黄辉说，《三国志》记载华佗有“活人”之书未传，现今流传的华佗遗书医方不少，其中《中藏经》和《内照图》被认为可能性最大，因为最早提出两书是华佗遗书的，是南朝裴松之（372－451年）为《三国志》注引的《华佗别传》，有一定的可靠性。但现存的《中藏经》经考证乃宋人所作，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内照图》经考证约撰成于晋及南北朝时期（约公元5－6世纪前后），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份经络穴位图谱，但是否系华佗及其弟子与传人所撰并无确凿的资料作证；还有署名孙思邈编集的《华佗神医秘传》，更有待考证。虽然这些著作学术界目前倾向于认可，但却没有确凿证据，仍处于是与疑似之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毋庸讳言，有确切文献史料记载的华佗医学内容少之又少。
神医形象 千载流芳
“对于华佗医学来说，我们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神’，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神医’或‘神术’，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还是‘神医华佗’或‘华佗神术’。”黄辉笃定地表示。
华佗是医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绝技秘方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有很多的神奇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到明代《三国演义》还演义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后人每每以“华佗再世”来赞誉医家医术之高明，华佗已成了医术高超的代名词和中医药学成就卓越的象征。可见“神”（医术神奇高超）是华佗医术的本质特征，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一个共识，没有什么异议。人们对神医华佗的景仰和崇拜，寄托着人们期望战胜病魔、健康长寿的梦想，从本质上来说体现的是对生命神圣性的敬畏。因此，神医华佗在我国人民心目中具有象征意义，华佗在学术上也具有象征意义。
华佗有多位有作为的学生，都传承了他的医学遗产，如樊阿继承了针灸之术；李当之整理《本草经》、著《李当之药方》；吴普编集《华佗药方》、著《吴普本草》，他习练“五禽之戏”不辍，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不仅如此，晋代王叔和、葛洪，南梁陶弘景，唐代孙思邈以至明代李时珍等等，都十分推崇华佗，都收集和记载有华佗医论医方的内容，学术上都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譬如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屠苏酒，据其记载“此华佗法”，而其后唐代孙思邈为防疫病流行曾张榜公布屠苏酒秘方。其实在汉代，华佗的医术明显有别于医经派和张仲景的经方派，形成了明显的方术学派，从中医学术流派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把他的学生、传人以及葛洪、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医家中那些方简力宏、疗效神奇的医术内容，纳入到华佗医学的研究范围中，探讨他们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探讨华佗方术学派的学术特征和各种具体指征，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同时也对各种华佗遗书遗方的研究起到帮助作用，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无论是对华佗遗书遗方的甄别研究还是对华佗学术流派的研究，面对海量的华佗医学相关文献，传统的校勘、注释、训诂等方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黄辉表示。
我们要充分借助和利用现代的科技成果，譬如，现代已经比较成熟的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包括“华佗遗书遗方”和“华佗学术流派”两条主线内容的华佗医学研究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采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当然数据挖掘目的还是要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或挖掘出有用的信息，以期破解其中的密码，有效发现隐藏在大量数据背后的或者现实中已失传的知识，发现人们事先未知、不能靠直觉发现的规律和模式，最终挖掘出华佗高超医术的精髓，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都比较大。
仁心济世 医道千秋
黄辉说，华佗生活的时代，三国鼎立，战争连绵，水旱成灾，疫病流行。华佗一生以医术行世，“举辟不就”，行医各地，深入民间，勤奋敬业，救治无数。因未服从曹操的征召而被杀害，临死前还拿出一卷“活人”之书赠予狱吏。他以一个医生的良知救死扶伤，为民解除疾苦，显然不同于宋代“先天下之忧而忧”“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医风范，但同样体现了“医乃仁术”的人文精神。他不畏强权，也不强求于人，以医术兼济天下，以不仕独善其身，体现出了中华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清高孤傲的本性，这是他的道学术养所决定，无可厚非。华佗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他济世救厄所体现出来的仁慈朴实的品质，他致力于解除黎民之疾所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已永远地铭刻在了人民的心中。
民间对华佗崇拜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神奇传说在街头巷尾广为流传，经过千百年来历史的积淀，华佗逐渐被塑造成一个可亲可敬、医术神奇的神像，成为中华中医药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之一。历史上这种民间神化过程，包括托名“华佗遗书”“华佗遗方”，这本身就是奇迹，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在积极复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医药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黄辉表示，从民俗文化形成的角度，通过搜集整理华佗的史实文献、神话传说等资料，深入研究和分析“华佗遗书遗方”、华佗神医形象和文化象征意义这一文化现象，对于弘扬中医药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和文化需求，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相信随着华佗文化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一定会为我们的思维插上一双灵动的翅膀，为我们认识世界、认识生命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华佗医术不仅为我国人民所敬仰，也为西方世界所公认，由于他发明麻醉手术而被中西医公认为“外科鼻祖”，早在1927年美国学者拉瓦尔就称誉他为“中国的希波克拉底”，与西方的医学之父并称。目前华佗五禽戏已经开始远涉重洋，到日、韩、德、法、荷兰、瑞士等世界各地传播，很受外国友人的欢迎，而全国五禽戏的锻炼群众已有上百万之多。
“中医药如何走向国际，如何融入世界医学体系之中，也是摆在中医人面前的一大课题。目前由于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技还不相兼容，其科技文化内涵还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中医药学国际化进程还存在很大困难和阻力，而华佗医术由于疗效确切可靠，且没有太多的理论壁垒，也就更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黄辉表示，通过华佗医术这座桥梁，主动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建立起有效的国际交流对话的途径、渠道和平台，并逐渐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相信会为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开辟出崭新的局面和前景。 （记者 赵琳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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